上海師范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國家重點學科主辦，上海市外國文學學會文學翻譯研究委員會等協辦的“首屆外國文學與文學翻譯研究新思路青年學者峰會”近日在上海師范大學舉行。

　　此次大會設立了“文學走出去的學理反思”“本土視角與批評自覺”“域外漢學家的譯介研究”等議題，邀請了上海師范大學教授鄭克魯、朱振武，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謝天振、虞建華，浙江大學教授許鈞，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陳建華等專家進行了現場研討，旨在探討外國文學研究和文學翻譯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為中國文學“走出去”找到正確路徑。

　　與會的三峽大學副教授陳月紅梳理了歷史上歐美主動譯介中國古籍經典的過程，探討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出路。

　　漢譯外:“我想讓你知道的”不等于“你想知道的”

　　自1995年中國政府啟動“大中華文庫”重大翻譯工程以來，在過去的二十余年間，“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中國文化著作翻譯出版工程”“國家社科基金中華學術外譯項目”等一批由國家層面大力推動的對外出版翻譯工程陸續實施。“中國文化走出去”作為一項國家戰略，成為塑造中國形象、提高中國文化軟實力的重要途徑，由此也受到了學術界乃至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在翻譯領域，與之相關的討論不斷深入，從最開始以原語文本為導向的“怎么譯”，逐漸發展為關注目的語讀者的接受問題。但總體而言，目前“中國文化走出去”的譯介效果并不令人滿意，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在進行文化外譯選題時，往往憑自己的主觀意志做決定，并沒有充分了解目的語國家對翻譯的社會需求。

　　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副院長范軍認為，對外出版譯介工作中存在的一大問題是：“一些譯著者和出版者對境外受眾缺乏深刻的理解和認識，常常把‘我想讓你知道的’等同于‘你想知道的’，導致部分作品‘自說自話’，缺乏吸引力和感染力。”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評審李雪濤指出：“在選題方面，目前主要以我們的主觀判斷來決定方向，我們認為重要的中國文化典籍和研究著作就被翻譯成外文，很多的選題對于譯入國的讀者來講沒有什么吸引力。目前的模式基本上是由我們單方面判定各個國家(如日本、德國、法國等)讀者的閱讀興趣。”由于中國與西方主流意識形態等諸多方面存在的差異，以宣傳原語文化為目的的翻譯活動往往達不到預期效果。

　　而歷史上的漢譯外翻譯活動，主要是目的語國家為了滿足自身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需求而進行的一種主動譯介活動。縱觀二十一世紀之前的漢譯外歷史，主要表現為目的語國家對我國文化的主動譯介。在十八世紀的中西文化交流中，以伏爾泰為首的歐洲啟蒙家們主動譯介儒家思想，以幫助他們完成掙脫神性束縛、樹立理性傳統的歷史使命。中國第一部戲劇《趙氏孤兒》的西漸過程便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

　　即使是在中國文化處于相對弱勢的二十世紀，也有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主動譯介了不少中國文化元素，借此達到改良文學、文化及社會的目的。比如，美國意象派詩人龐德引領了對中國古典詩歌的創譯范式，借以改良腐朽的維多利亞詩學。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對中國的譯介更鮮明地體現在對中國古典生態智慧的譯介。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蘊含了豐富生態價值的道家思想的廣泛譯介；二是對充分浸染在“天人合一”生態思想中的中國古典詩歌，特別是山水詩歌的大量譯介。

　　這些主動譯介均足以證明：只要中國文化中有能為目的語國家服務的元素，總會被目的語國家主動引介，正所謂“你若盛開，清風自來”。因此，研究歷史上及現階段目的語國家對我國文化主動譯介的動機及內容，對優化“中國文化走出去”的翻譯選題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道德經》在西方成為除《圣經》外被翻譯得最多的文本

　　二十世紀，道家地位在西方逐漸上升，是與其蘊含的生態價值息息相關的。自古以來，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奠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兩者在很多方面既相輔相成，又相互對立。但比較而言，由于儒家思想能夠更好地為統治階級服務，一直以來比道家思想更受尊崇。第一批來到中國進行文化交流的歐洲傳教士們對道家思想是懷有偏見的，此態度顯然受到中國朝廷的影響，因此，儒家思想最先被西方接受，并對十八世紀歐洲產生了深刻影響。而道家則被視為旁門左道，不登大雅之堂。到了二十世紀，西方才真正發現了道家思想的寶貴價值，特別是其生態價值，由此對道家思想的接受比儒家要熱烈得多。艾倫·瓦茨、李約瑟、卡普拉等對道家生態價值的挖掘作出了重要貢獻。

　　德國的卜松山曾撰文詳細分析了道家生態思想在西方逐漸被接受的過程及背后的原因。認為“首先是文化和文明批判之投向……對文明的批判在新近時期表現為生態保護運動的一個重點，這是盧梭‘回歸自然’口號的現代翻版。這里，道家人與自然一體的觀念便闖入了西方敞開的大門。對西方很多人來說，‘現代的困擾’，已蔓延到現代生活世界的其他領域，比如技術和經濟效益掛帥把現代人束縛于‘目的理性’思維的‘剛硬外殼’(韋伯)，所以，道家文明批判觀點可以對今天厭倦現代文明的歐美人發揮影響”。

　　在現代西方，道家思想比儒家思想顯然更受追捧。《道德經》在西方成為除《圣經》外被翻譯得最多的文本。Tao (道)、Yin(陰)、Yang(陽)早已成為英語世界的人們耳熟能詳的詞匯，其使用甚至達到泛濫的程度。建立在道家思想基礎上的“太極拳和風水，它們是一種人和自然的共生關系，這些東西很早就在西方被包容、移植和發展了。”(克拉克)道家思想甚至對西方社會的生活方式產生了改變：過極簡生活、“少即是多”等生態思想都能在道家思想中找到源泉。

　　王維成為二十世紀在西方被翻譯得最多的中國詩人

　　二十世紀初，中美文化交流中的一個重要事件就是中國古典詩歌與美國現代詩歌之間跨時空的對話，而美國詩人主動譯介中國古典詩歌是其重要表現。中國山水詩的代表，如謝靈運、陶淵明、王維等特別受到青睞。而在中國名不見經傳的唐朝詩人寒山的詩之所以能在美國流行，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美國深生態詩人斯奈德對寒山的有效譯介。

　　美國譯介中國詩歌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二十世紀的前二十年。這一階段，龐德得到了著名東方學家費諾羅薩生前還沒來得及整理的中國古典詩歌學習筆記，在1915年編輯整理出版了包括李白、王維等中國詩人的詩歌英譯選集《華夏集》，由此引領了美國詩人主動譯介中國古典詩歌的第一個高潮。

　　費諾羅薩在其筆記中，對山水詩人王維給予了特別關注。受費諾羅薩影響，龐德在其1915年列出的中國詩人名單中，將王維排在前八位著名詩人之列。王維的詩歌深受道家和禪宗生態思想的影響，充分體現了“物我兩忘”的理想境界，超越了自我和物質世界的二元對立，這與西方現代深生態觀不謀而合。

　　美國譯介中國古典詩歌的第二個階段開始于二十世紀中期。趙毅衡認為：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古典詩歌中傳達的獨特的自然觀吸引了不少西方詩人的眼光。其中，斯奈德毋庸置疑是那個時代最有影響的生態詩人及深生態學者。他的成功翻譯使得在本土名不見經傳的寒山在美國幾乎家喻戶曉，而他自己也因此成為“美國的寒山”。作為深生態思想的倡導者，他從中國大乘佛教及道家思想中尋找靈感，用以闡發他的深生態思想。而他也大量翻譯了王維等中國詩人的詩歌，他對中國傳統有機自然觀的充分把握為他成功翻譯中國古典詩歌奠定了必要基礎。

　　要使對外推介的譯本獲得目的語讀者的認可，必須有鮮明的文化自覺

　　美國為首的西方為什么會對中國傳統生態智慧產生興趣呢？在二十世紀之前，中西方在人與自然關系方面的本質差異一直存在著，并且鮮明地體現在詩歌、繪畫等藝術中。

　　上世紀初，在美國逐漸興起的荒野情結促進了他們對崇尚天人合一的禪宗及道家自然觀的理解。而1960年代西方現代生態危機在美國爆發后，不少西方生態研究者將注意力轉向東方，希望能從東方傳統思想中找到醫治現代生態危機的良藥，由此出現明顯的向“東方生態智慧”回歸的傾向。對東方傳統生態智慧的關注在二十世紀的西方逐漸成為了一股顯流，由此推動了對道家思想與山水詩歌的主動譯介。而就現當代文學作品而言，一些蘊含豐富生態價值的作品，比如《狼圖騰》，朦朧派詩歌，海子、于堅的詩歌等，都被西方主動譯入。這表明西方在二十世紀生態意識的增強直接影響了他們“譯什么”的問題。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教授黃忠廉在《文化譯出誰主譯？》一文中指出：“文化缺什么，才會強調什么，也才會主動譯入什么。”以此觀之，要使對外推介的譯本獲得目的語讀者的認可，必須有鮮明的文化自覺，充分了解自身文化的吸引力之所在，才能做到知己知彼，有的放矢，達到費孝通先生所說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臻美境界。西方在十八世紀和二十世紀對中國文化的主動譯入可為我們目前“中國文化走出去”提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