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大量外國文學圖書引進國內，翻譯市場火熱。翻譯類文學作品中，經典名著譯本長銷不衰，公版書更是再版頻頻。尤其在每年的上海書展上，層出不窮的新書中，文學經典的再版書總是重要的組成部分，它們不僅標示了閱讀的高度，更是穩健銷售數字的一重保證。所以，在不同出版社的攤位看到一本經典名著擁有五六個中譯本并不算多，有時二三十本也不在話下。與此同時，在一些聚集著文學讀者的網上平臺，外國文學作品的評論幾乎有一半多是沖著翻譯去的。一些譯本被揪出“硬傷”示眾，口碑因此掃地的情況幾乎每天都在發生。這似乎加強了這樣的先入之見：經典譯本難再現。

　　日磨千字已成奢侈，但譯者的選擇也有了更大的自主性

　　經典譯本有著歷久彌新的文化價值。從楊絳譯《堂吉訶德》到傅雷譯巴爾扎克，早已成了一再被重述的傳奇。此次上海書展，這兩部經典譯書出的最新版，依然是出自二位老翻譯家的譯本。像這樣的名家名譯叢書，基本還是集中在幾個文學翻譯大社，如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和譯林出版社。

　　追根溯源，上世紀80年代后重新包裝出版的三套外國文學經典譯叢(人文社的《世界文學名著文庫》、譯文社的《譯文名著文庫》和譯林的《經典譯林》)構成了名家名譯的豪華方陣。據統計，選入三套譯叢的有近300部作品(重合率近七成)，而參與其事的主要翻譯家共76位。

　　這批老翻譯家最令人感慨的是對翻譯事業皓首窮經孜孜以求的精神，日磨千字似乎是這個行業的標準參數。即使這樣的精益求精，傅雷直到生命的盡頭，還在回復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的信里，自陳對幾經修訂的巴爾扎克譯本未能盡責。而楊絳對《堂吉訶德》進行了幾次反復打磨后，心有戚戚地寄望后來者“能讀一讀最新修訂本”。

　　專注于某一作者的翻譯，幾乎是名著名譯的共通之處，也使得傅雷與巴爾扎克、汝龍與契訶夫，草嬰與托爾斯泰，在中文讀者視界里幾乎成了一一對應的名字。有意思的是，這批老翻譯家中，如傅雷、汝龍那樣專職做翻譯“個體戶”的情況，時至今日在當下這批年輕的譯者里，開始逐漸蔚然成風，他們中的很多人有著一份穩定的工作或者學業，文學翻譯對他們而言，更多便是一種個體式的勞動，一種豢養個人愛好的途徑；而以翻譯與創作相長如馮至、穆旦這樣的個例，在長時間淡出讀者視野后，現在也有如黃昱寧這般一邊翻譯小說一邊從事小說創作的青年譯者開始冒頭。

　　如今，1949年前接受教育的老一輩譯者大多已過世，而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接受大學教育的譯者也逐漸停下了手中的譯筆，這也意味著大多數讀者所認定的“名譯”也都進入了歷史的行列。

　　和老一輩譯者不同的是，目前活躍在翻譯界的一批年輕譯者，在對翻譯對象的選擇上顯然有了更大的自主性。在那個經典譯本頻出的年代，“奉命之作”并不是個例，個中的遺憾，更不為后人所提及。比如，當年榮如德受命翻譯陀思妥耶夫斯基，卻無緣他的心頭好薩克雷；趙蘿蕤以亨利·詹姆斯為博士研究課題，卻陰差陽錯地翻譯了惠特曼。這樣的事，在過去那個文學翻譯被賦予更多其他意義的時代，是不可避免的。

　　法語文學翻譯家周克希從60歲才開始專注翻譯普魯斯特。他幾次和記者提及他的前輩方平先生給他的教益，“方平先生對我說，翻譯就像下圍棋，最先下的那幾個子，意在占勢。那時候的我已譯了幾本書，聽他這么說歷時醒悟，可惜的是，為時晚了些?！?/p>

　　如今出版社在組織重譯現代文學經典時，挑選譯者則更傾向于專家型的譯者，比如《洛麗塔》的重譯請的便是復旦外文系的老教授主萬，而《百年孤獨》的重譯則由北大西語系的后輩范曄擔綱。浸淫高校外文教育的學者，除語言過硬外，致力于某語種、甚至某一家門的文學研究，使得他們在處理文本的互文問題時，能更好地處理文化背景的差異。“尤其是那類特別難的作家，所謂‘作家中的作家’，除非花很多年的時間進入他的作品，否則翻譯真是沒辦法掌控的?！?/p>

　　權威譯者日益稀缺，但翻譯并非今不如昔

　　已在有生之年出版個人譯文集的周克希，這次要在書展上推出他個人的全新譯筆談《草色遙看近卻無》。談及名著的翻譯，周克希曾感慨，“以前德語有錢春綺、法語有傅雷，現在這樣的權威譯者，好像很難數出來了。”

　　現今從事外國文學翻譯的年輕譯者，從入行之初似乎就注定了與前輩的經歷迥相徑庭。一面是外界關于文學翻譯報酬“見頂”的公論，另一面是他們當中，多有年紀輕輕就譯著等身。他們不再有前幾輩人在動蕩年代火中取栗般的經歷，但他們在跨越文化障礙時也在遭遇著新的漂泊。

　　風頭正勁的年輕譯者包慧怡，曾因前兩年出色地翻譯了愛爾蘭作家托賓的多部小說作品引起譯界關注，回想起來她尤其記得，當年在復旦的講堂上，朦朦朧朧間驚聞陸谷孫先生言，“翻譯不到百萬字，休談譯事!”那感覺如一記悶雷，把趴在課桌上聽課的她震醒。如今，這個英文系畢業的女孩又去英國深造古英語課程，期間出版的譯作已破百萬字大關。

　　這樣的情況絕不是孤例。如今在豆瓣上建起個人的“譯者”小站的這批80后甚至90后譯者，在日常中經營著自己的多重身份：有的是媒體的專欄作者，有的在文學圈里以一個筆名走紅，有的甚至是在金融機構里從事高管工作的金領。有心的讀者把他們的多重身份聯系了起來，才會發現原來行走在翻譯文字中間的那個人，和在辦公室里埋頭工作的那個人，是同一個人。

　　對于從事翻譯稿費不高的現狀，年輕的這批譯者幾乎都意識到了，“得有其他能保證活下去的辦法，才來翻譯才好”，“而每個人追求的是不同的自我滿足。”翻譯非是單向的經濟回報能夠刺激的，就像當年從數學系半路出家的周克希寧愿相信，“總有年輕人因為實在拗不過自己的性子，哪怕稿費那么低，他還是愿意做這個翻譯。”

　　在一些業內人士看來，說如今的翻譯質量“每況愈下，一代不如一代”，或說經典重譯是“資源浪費”的質疑未免陷于極端。

　　以譯者黃昱寧的觀察來看，隨著時代的發展，譯介作品數量呈幾何級數增加，懂外語的人也以幾何級數增加，基數大，其中質量不盡如人意的作品自然隨之增加，但要因此認定劣等譯作在譯作總數中所占的比例，較幾十年前有明顯增加，則有失公允。

　　事實上，真正有質量的文學經典的復譯和重版，不是多而是少。充斥市場的名著經典，特別是進入公版的名著恣意汪洋，實質是一種商業行為，離真正意義上的，對名著進行的富有時代意義的復譯相距甚遠。

　　黃昱寧認為，“今天文學翻譯面對的對象和讀者已與過去大不相同。在這樣的情況下，信達雅的標準，尤其是‘雅’字，如今該怎么理解？在讀者對歐式詞匯和語法的寬容度越來越大的今天，‘信’和‘達’又該制訂怎樣的新標準？每天都在誕生的新詞應該以怎樣的標準和速度引入翻譯才合適？在人工智能開始介入創意寫作、翻譯的時代，各種翻譯軟件層出不窮，新一代譯者如何看待這種變化，并發揮人工智能替代不了的獨特價值，似乎還遠沒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