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國家標準委、教育部、國家語委在京聯合發布了《公共服務領域英文譯寫規范》系列國家標準，明確公共服務領域英文譯寫應遵循合法性、規范性、服務性、文明性的原則，不過度使用英文。人類語言的差異和互通的需要注定使得翻譯有著漫長的歷史，在中國，翻譯也是個古老的行業。而在21世紀，全球信息共享成為共識的時代里，在與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公共領域依舊有著因“翻譯”造成的尷尬。這背后，有著怎樣的原因？面對網絡時代，翻譯面臨著那些新問題？

        “標準”明確四大原則 交通牌、菜譜都有了“官稱”

        公共服務領域外文譯寫是城市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不過，目前我國一些地方的公共服務領域外文譯寫都存在不規范的問題，急需制定統一的外文譯寫標準。此次發布的《公共服務領域英文譯寫規范》系列國家標準，明確規定公共服務領域英文譯寫要遵循合法性、規范性、服務性、文明性四大原則。

        “標準”規定了交通、旅游、文化等13個服務領域的英文譯寫原則、方法和要求。例如，“譯文應符合英文使用規范以及英文公示語文體要求，一般不按原文字面直譯；譯寫時應通俗易懂，避免使用生僻的詞語和表達方法；場所和機構名稱一般采用 專名用漢語拼音拼寫、通名用英文翻譯 的方法；譯寫不得出現有損我國和他國形象或有傷民族感情的詞語，也不得使用帶有歧視色彩或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譯法”等等。

        “標準”還以“資料性附錄”的方式，為各領域常用的3534條公共服務信息提供了規范譯文。這將有利于改善當前我國公共服務領域英文譯寫不規范的現象，提高國家外語服務質量和服務能力。該“標準”將于今年12月1日起正式實施。

        在公共服務領域中，有時需要將中國特有的事物和現象翻譯成英文，因此需要采用合適的譯寫方法，力求準確地予以表達。比如，“標準”中附錄的餐飲業英文譯法示例中，明確了魯菜的譯法為“Shandong Cuisine”，川菜為“Sichuan Cuisine”，麻辣燙為“Spicy Hot Pot”，拉面為“Lamian Noodles”，刀削面為“Daoxiao Noodles”，餛飩為“Huntun Wonton”。

        “標準”還規定，公共服務領域應當針對實際需要使用英文，不應過度使用英文，譯寫時應通俗易懂，便于理解，避免使用生僻的詞語和表達方法。“標準”為公共服務領域英文譯寫提供了規范、準確、權威的參照，適用于全國范圍。國家語委相關負責人表示，該“標準”對規范我國公共服務領域的英文譯寫具有重要作用，教育部、國家語委將會同國家標準委及相關部門、行業，采取有效措施，推動“標準”的貫徹落實，切實加強“標準”的宣傳推廣，大力推動“標準”的貫徹實施，全面提高國家的外語能力。

        譯者不為尷尬譯文“背鍋” 譯文反映時代需求變化 

        天津外國語大學高級翻譯學院華云鵬表示：“參與制定標準的幾位專家都是行業內的權威人士，他們的翻譯譯文十分準確。”他還認為“ 標準 的頒布十分有意義，在當今也十分必要。但重點在于實行，大家都應當按照 標準 去做，重視公共領域的翻譯問題。”通常，英文翻譯存在“信達雅”這一概念，但華云鵬認為，在公共領域，信與達的標準更為重要。

        在華云鵬看來，在如今的很多“譯文笑話”中，翻譯者都成了背鍋者。而實際上，造成譯文錯誤的原因十分復雜。很多看似不夠準確或者略顯生硬的譯文都是譯者“倉促”工作的結果，而這種“時間緊，工作量大”的情況，在現實的翻譯工作中是一種常態。華云鵬介紹：“以企業舉例來說，不少國內企業在創辦初期并未考慮過擴展國外市場的問題，伴隨著不斷發展，中國越來越多本土企業增加了跨國業務，對于英文資料的要求大量增加。”在這個過程中，翻譯者無法貫穿企業發展的每一個環節、每一種產品與技術。從個案到企業，翻譯行當往往處于整個體系的“下游”。譯者并不能對每一個過程熟悉且了解。華云鵬說：“大量的問題出在一些企業的門戶網站上，不少企業的英文頁面都是對中文頁面的直接翻譯。打開一個知名航空網站頁面，發現排在前面的城市都是中國城市，這體現得不僅僅是翻譯的問題。”

        造成國內諸多公共領域翻譯錯誤的問題一方面在于沒有公共標準，同時也有英文并非為“應用”而為“裝飾”而標識的問題。如今這樣的現象在一些二三線城市依舊存在，一些公共場合或者商家的標識牌認為加上英文會更“洋氣”，這樣的做法從上個世紀開始就屢見不鮮。華云鵬說：“這樣的翻譯不僅錯誤百出，甚至僅僅是拼音。”

        思維與觀念是差異要點 機輔翻譯不能替代譯者思考

        華云鵬認為，翻譯出錯往往可以歸為三個主要原因：第一是語言水平不夠；第二是對文化、政治差異的了解不夠；第三才是工作態度問題。其中，文化差異是造成譯文錯誤的一大因素。華云鵬用“微信紅包”舉例，如果用直譯的話會翻譯成“紅色包裹”，這與事實不符；如果在英文中找到類似的詞，有人會翻譯成“優惠券”，可與原意也有差異，因為國外并沒有紅包這一習俗的原始概念。而隨著微信的使用人數增多，該概念在被全球發現的過程中遇到了翻譯上的尷尬，這就是文化溝通上的問題。

        文化上的差異也體現在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的不同上，即使能夠突破語境可以理解的詞也不一定能夠被外國人接受。華云鵬說：“比如我們公交車上常常出現的老弱病殘孕坐席，雖然可以直接翻譯成外國人可以懂的譯文，但是在他們的思維方式中是不愿意讓別人認為自己老和弱的。”在我們的文化中看似普遍的內容，在西方人眼中可能會是一種不尊重，從而產生誤會。在華云鵬看來，在國外公共場合的一些中文譯文標識還是顯得更為認真，在“用心”這個問題上，我們做得還不夠，很多公共領域的翻譯沒有考慮到對象的需求。

        翻譯行業面對的一大問題還是“機輔翻譯”造成的錯誤，也就是我們常見的“在線翻譯”，在讓翻譯工作變得輕松的同時，這種直譯也隱藏著很多錯誤。華云鵬認為，“翻譯軟件取代人的工作，短期內還無法實現。語言的翻譯需要涉及情感問題，一個重音，甚至一個拉長音都會表達出不同的情感，越接近情感和心靈的內容越難以翻譯，對于機器來說更難以做到。所以，在翻譯領域還沒有阿爾法狗。”在他看來，機輔翻譯非但不會代替翻譯行業，反而讓譯者更為專業，讓譯者的標準更高。

        我國翻譯始于漢代

        玄奘提出 “求真、喻俗”

        當許多國家還沒有自己的文字的時候，我國的翻譯事業就產生了。據有關史書記載，秦朝的語言中已有了外來語，說明當時已有翻譯活動了。但比較一致的看法，認為我國的翻譯業始于東漢桓帝建和二年，即公元一四八年。東漢至北宋時期是以佛經翻譯為主的時期，歷時約一千四百年。后漢時安息國人安世高，將梵文《安般守意經》等九十五部佛經譯成漢文。

        從隋到唐，是我國翻譯事業發達的一個階段。隋代的釋彥琮，梵文造詣深，并總結出一些翻譯理論來指導實踐。釋彥琮以后，出現了一個翻譯巨星玄奘。玄奘于唐太宗貞觀二年去印度求經，十七年后回國，帶回佛經六百五十七部，譯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并將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譯成梵文，成為第一個把漢文著作向國外介紹的中國人。玄奘在翻譯理論方面也有所貢獻，他提出的“既須求真，又須喻俗”的翻譯標準，今天仍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北宋時的乾德開寶年間，宋太祖派人西去求經，印度也派名僧來傳法。宋太宗還在開封的太平興國寺內興修了譯經院，從事佛經翻譯，但盛況已不如唐初的極盛時期，到南宋，則漸漸地走向衰落。

        明朝至五四運動時期，我國翻譯事業進入一個新的轉折性階段。翻譯的內容主要是西歐各國的科學、哲學、文學等著作。徐光啟和意大利人利瑪竇合作，翻譯了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測量法義》等，對我國自然科學的發展產生了促進作用。嚴復所譯作品多系西方政治經濟學說，如赫胥黎的《天演論》、亞當·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鳩的《法意》、斯賓塞爾的《群學肄言》等。嚴氏選材嚴謹，態度認真，提出的翻譯標準“信、達、雅”，對我國翻譯事業作出了貢獻。林琴南采取與他人合作的方式，譯了一百六十多部文學作品，著名的譯作有《巴黎茶花女遺事》《黑奴吁天錄》《迦因小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