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復旦大學中文系陳引馳教授透露、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博士確認，著名漢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教授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1919-2017）于2017年7月14日于紐約家中安靜離世，享年98歲。

        狄百瑞教授是繼費正清之后美國漢學界的領軍人物之一，也是西方學術界“新儒家”(New Confucianism)的開創性人物，先后擔任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主任、副校長，美國亞洲學會主席等職，畢生致力于推動海外中國研究的進步，其最大的貢獻是在哥倫比亞大學主持編纂了《中國傳統典籍》（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第一次將中國文明基本的圖象完整呈現于英語世界的讀者前，至今仍是美國大學通識教育和東亞研究的必讀書目，他也被成為理雅各之后最重要的中國典籍翻譯家。

        在近七十年的學術生涯中，狄百瑞編寫學術、通識著作三十余冊，已譯為中文版的計有《東亞文明：五個階段的對話》《儒家的困境》《亞洲價值與人權》等，最近一本著作《中國的自由傳統》年初剛剛由“活字文化”引進、中華書局出版。

        狄百瑞在學術上以自由主義的視角考察中國文明，挖掘中國傳統中所包含的自由、民主、憲政等現代價值，曾在80、90年代對中國知識界產生過較大影響。王汎森概括說：“狄百瑞主張儒學絕非現代化的阻礙，而是東亞地區的文化資本。他強調，中國雖乏西方意義下的‘自由主義’，但并非不重視‘自由’，明代理學尤其保存‘自由傾向’（liberal tendencies），驅使著儒家‘君子’以‘先知的聲音’（prophetic voice）反抗被濫用的政治力量。在多元文化流行的今日，西方社會如何接納和融匯來自中國、印度等地區的文明，將成為彰顯人權和公民社會價值的關鍵。”

        狄百瑞最后一次出現在中國的公眾視野里，是在2016年的唐獎頒獎禮上，時年97歲高齡的他因身體原因已經無法親臨臺北，但他通過視頻向觀眾問好致意，還幽默地說自己也納悶自己怎么可以活得這么久。同時，他還通過臺灣唐獎教育基金會，宣布正名回狄培理。這個富有哲理的中文名字是1948年，他遠赴中國燕京大學（北京大學前身）求學時，由錢穆先生根據de Bary的音譯所取，不料1982年香港新亞書院翻譯出版狄培理著作時，誤譯為狄百瑞，當時人在美國的狄培理并不知情，此后在華文圈就通用狄百瑞。

        現任哥倫比亞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中心主任鄭義靜（Rachle Ehichung Chun）教授代替他做了獲獎演講，鳳凰文化曾獨家發布本篇演講全文。在“儒學”被普遍濫用的今天，今日重推此篇演講，以表紀念。

        以下是演講全文（該文仍保留當時的譯法“狄百瑞”）：

        我第一次遇到狄百瑞教授是1991年，那時我并不知道自己此生會傳承他的研究。有人問我為何要持續性地發掘“新儒家”的價值，而不轉行進入別的研究領域，我想答案是這樣的：首先，有些人就像是一棵大樹、一座大山，他們投射下巨大的影子，他們的智慧如同蔭蔽一樣籠罩并啟發著我們，使我們有機會在正確的方向里尋找更多的突破；其次，狄百瑞教授已經成為一座東西方文化的橋梁，在他的引領下，新儒家已不再是一種思想潮流（intellectual movement），而成為了一種研究方法，當我們將它的開放、多元和包容運用到研究中，就能了解為何中國文化會延續至今，并具有世界性的意義。

        從形而上學到思想方法

        自唐末至宋明以來經過改造、與傳統儒學相區別的理學思想（Neo-Confucianism），原本被西方學術界視為一種形而上學的哲學探討。錢穆、馮友蘭、牟宗三，都嘗試過尋找宋明理學和儒家倫理在西方現代哲學討論框架中的意義。與他們不同，狄百瑞的儒學研究，更注重思想與歷史進程之間的緊密關系，他希望從新儒學中發現某種文化和文明延續、復興的理由，作為一個金發碧眼的西方人，他從二十世紀中前期開始的這一研究，被證明對后續幾十年的全球發展趨勢和人類歷史進程有很強的預見性。

        二戰后，狄百瑞吸收了胡適、角田柳作等人的研究，把東方的文化歷史引薦到西方。他把東亞文化當做全球人文主義的范例。從黃宗羲《明夷待訪錄》開始，一種“民貴君輕”、頗附自由主義色彩的儒家思想就已經趨于完善，而有關賦稅增減、朝代輪替的“黃宗羲定律”也是基于此種思想而來。我們應當注意到，這種頗具批判性的政治思想，有它自宋代以來士大夫“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傳統，是西方所謂Neo-Confucianism思想的典范。黃宗羲對朱熹“理在氣先”的否認，也影響到中國士大夫在哲學上對人類道德天性的認識，狄百瑞由此將黃宗羲的研究延伸到程朱理學，探索了宋代以來儒學在個人、社會、國家發揮作用的有機鏈條。

        狄百瑞尤其強調儒家思想中的自由傳統，因為在西方自希臘以來的認識中，東方社會一直籠罩著專制的傳統。相反，中國社會一直存在很大的自由空間，無論是解釋為何它能融匯佛教、道教、回教思想于一體，還是幫助理解它如何實現如此廣大國土疆域的穩定，儒家思想中的自由、多元要素一直都是關鍵。

        這可以很好地啟發西方社會解決它所面對的挑戰，二戰后，美國和歐洲社會被迫面臨道德、人性的自我危機，從德國的理想主義（Idealism）幻滅到法國的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興起，上帝意識瓦解后的西方思想界一直在尋找新的思想資源，以適應多元文化交匯互通的全球新格局。

        美國曾自稱為世界的融爐，就是把所有流入美國的文化都煮成一鍋大雜燴湯，最后味道變得一樣了。經歷了1960年代的婦女解放、公民權力和反戰運動，1980年代的多元文化逐漸興起，來自各國的文化在美國變成了一盤沙拉，除了一點沙拉醬，文化都能尊重各自背景，互為共存。發展至今的地球村概念（Global Village），就承認了美國和西方文化也只是地球的一角，因為文明沒有價值高低，只希望和諧共處，如亨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提出的文明沖突論（The Clashof Civilizations）就是這一階段的產物。

        新儒學中的自由主義色彩

        中國的新儒學并非只是一種個人修行態度，而是在追求“君子風范”的過程中，推動社會的復興。這便是二程、朱熹在王安石變法失敗后所思考的問題。彼時中國的士大夫已經認識到自上而下的改革低效無用，必須自下而上在民眾心中樹立為國家付出的意識。這一階段的宋朝經歷了高度城市化，市井文化成為了公民意識的發源地，因為早期的農村家庭倫理結構已不能適用新的人際關系，士大夫必須超越小我，創造大我價值，才能維持更復雜局面下的社會平穩發展。

        新儒學與佛教、道教相反，不追求身外的極樂世界，而追求無極、太極的現世成就。它探討人應該做什么，為什么做這些事天經地義，提醒每個個體成就更好的自我，努力實現更好的世界。在這一意義上，我們不應把新儒學僵化理解為一個道德理論，而應探討背后的大同思想。我們相信，在兼容并包、經世致用的新儒學框架下，大同世界并非不能實現。

        推動哥大核心課程建設

        狄百瑞自1949年撤離中國后，回到哥大并擔任教務長，在哥大推動了著名的核心課程（Core Curriculum）建設——如今已成為哥倫比亞大學區別于其他常青藤盟校的拳頭產品。它不用于一般意義上的通識教育，而是針對人類面對的、根本的核心問題，選擇各大文明歷史上留下的經典著作讓學生研讀，教會他們哪些問題是人類社會重復發生、一直被討論的，而其中又是哪些人的聲音最有貢獻。

        所以通識教育只是讓學生熟悉不同學科的基礎知識，而核心課程則注重發掘每個個體的思考能力。學生在大學階段應該想明白，一個人能做些什么，應該成為怎么樣的人，在和不同領域的人的對話過程中，學會探索人類社會的普遍經驗。當然，在閱讀經典的著作時，學生必須成為偉大對話的參與者，而不只是看看二手的經典推薦，只有通過和柏拉圖、孔子的親身對話，他們才能體會各大文明的終極價值。狄百瑞作為核心課程的設計者，除了將他對新儒家的教育理念貫徹到整個課程設計中，也讓西方人不僅僅閱讀到了西方，而是看到了中國。

        當然，這一龐大的編輯工程難以憑借個人之力完成，哥大亞洲與中東委員會，邀請了各學校的專家共同努力，并舉辦工作坊長期討論，力圖使這套教材能涵蓋各大文明完整的政治、經濟、文化史料。他們翻閱了很多的書籍，用平實、優美的語言傳達經典的內涵，最大程度地避免叢書透露出編輯人員企圖——這是在一套強大的企圖心之外，一種謙卑而虛心的態度，狄百瑞也希望各種文明通過自己發聲，而不是別人的轉手。

        狄百瑞教授在哥大負責發展東亞研究的本科通識教育課程。他為此而編制的閱讀資料選材來自印、中、日、韓等亞洲文明的主要傳統。這套資料在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大專都廣受歡迎。

        與千年前的白鹿書院暗合

        亞洲與中東委員會編輯核心課程經典的舉動，或許可以令我們聯想起朱熹編輯、注解《四書》以推動社會改革、文化復興的運動。它們同樣以經典為媒介，令學生與之對話，甚至在朱熹的白鹿洞書中，也曾討論過士人應當開放心胸、尊重多元、解讀不同環境下的人的思想來源。當然，整個宋明理學的思想建設也不是朱熹一個人完成的，而是如狄百瑞一樣講求學者的繼承和團隊的合作。

        兩年前余英時先生獲得唐獎漢學獎時，曾提到尊重人性的尊嚴是歷史性的標準。狄百瑞的研究，有政治學的觀點而沒有政治性的目標和色彩。從政治上實現尊重人性尊嚴，就應參照希臘民主政治中由討論、思辨到解放、學習的途徑。在1980年代的哥倫比亞大學學生暴動中，狄百瑞也是以此種信念實現與學生的溝通諒解的。

        當新儒家成為一種研究方法時，我們應注意“中國的特殊性”問題。誠然中國文明有它特有的個性，但是在研究中，仍應給予它與全球其他文明共同對比的可能性，而非局限于中國單一的脈絡。通過同時觸碰中國、中東、印度、日本等國家的經典可以發現，不同文明之間的交融互通自古以來都被保持著，全球化這件事并非是今天的特例。

        而中華文化在全球的傳播也是文化整合和文化交融，正如中國文化本身具有的很多思想價值和習慣也都不是原生的一樣，只要將這些思想放入中國文化發展的脈絡來考察，我們就能理解文化整合之于文化轉型的復雜含義了。如佛教在影響中國的同時，也深受中國文化的改造，在它的源生地產生了教義的變化。

        被東方和西方流放

        狄百瑞的經歷很豐富，他當過軍官，接受過二戰戰犯，1949年離開中國后和家人在日本暫居，經歷了極其艱困的物質條件，卻也在周末帶女兒逛日本古跡時，悄悄培養出了一位日本文學教授（他的女兒Brett de Bary現于康奈爾大學任職）。他的個子很高大，也曾經帶著數以百計的青年學生走上多元文明研究的旅程。在文化交融和協調過程中，常產生扁平化和互相抹去的情況，東方和西方文化無法整合的情況也時有發生。狄百瑞夾在其間常這樣感慨：“東方和西方都曾將我流放。”

        正是這種東西方文化都存在的內在距離感，使得狄百瑞可以保持學者的獨立和冷靜，產生自己的思考。或許對他來說，這種內在距離感也是他此生最甜蜜的負擔。最后，當狄百瑞想要建立各文明間溝通交流的橋梁時，他自己就成為了那座橋梁。

        演講原題：Sinology of Wm. Theodore de Bary: a Bridge-Builder Who BecameHimself the Bridge From Dr. RachelE. Chung